将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不仅关系到捐助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受助者的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慈善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见顾奇、汤可可：《民国初年"十二章国徽图帀考略》，载《中国钱帀》1993年第3期。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国徽法》中第13条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实质内容没有改动，只是因为2005年颁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原条文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表述显然不妥，所以，予以删除。
张仃是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林徽因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风格与理念。[12]正如林徽因等人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所言，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北洋政府时期曾制定十二章国徽，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了青天白日徽，至今在我国台湾地区延用，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至于何种场合、何种事项必须使用国徽，没有明确规定。其次，限定使用机关，仅允许国家机关、不许（不鼓励）民间悬挂、使用，似乎与国徽的教育功能不符，也与《国旗法》（1990年）倡导的鼓励公民升挂国旗的精神不一致。
在我国，国徽的出现远晚于国旗、国歌。开国大典临近，国徽方案始终未定。典型的单行条例如《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共8章49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的。
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任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22]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国的法律规范结构在理论上呈现正金字塔型，宪法处于该结构的塔尖，总领其他一切法律规范。[14] 第三，行政法规的层面，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几个涉及到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的法规。规范效力层级过低直接影响了散杂居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的实现效果。
此外，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聚居和散杂居两种状态，这也需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条龙式的立法实现个体差异的细节性均衡。在人格上，农村女孩从呱呱落地时起,就不断受到亲朋、邻里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暗示———女不如男，且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到因性别不同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不断加深了女童对女不如男的认识，逐步形成自卑心理。
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保障学习的权利，必然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合理的教育制度以及适当的教育设施等条件。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侵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行为主体往往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应当适用行政法予以规制的，统一适用民事责任的做法无疑使这一部分主体的侵权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首先，国家内涵下各主体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法律意识。
就特殊性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各地、各民族的客观情况差异较大，除了普遍的原则性要求之外，我们不能强求在中央立法的层面能够针对全国各地的情况一一作出详细的规制，因此，地方性立法在中央立法意旨、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本地方实践作出切合客观现实的规定，是确保各地灵活、有效、充分地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把佛寺不仅当成宗教的活动场所，而且当成教育机构和学习文化的场所，甚至认为宗教教育重于学校教育。国家在发达地区举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实施中等教育。[48]可见，这类经济类政策的实行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因此，能否准确把握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的内涵，能否科学顺应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的趋势，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发展与完善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一，在宪法中进行政治宣示。
除此外，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国际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我国对于外国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实践经验的借鉴上面。设立民族小学、民族中学。
其原因多种多样，既包括立法规模范围过大，又包括立法技术有限。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虽然《立法法》对行政法规的立法任务作了多元化的规定，但是从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视角来看，行政法规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对法律进步完善和细化两个层面上，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问题上更多地是充当权宜性、过渡性立法的角色。前文已经提及，司法审查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司法消极主义的蔓延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事业的打击无疑也是致命的。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⑧]对宪法条文表述上的归纳，可参见郑贤君.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宪法释义——以社会基本权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逐步扭转。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民族工作法制化是在新时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根本手段，于是一批各个层级的民族立法纷纷出台，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工作法制化进程的实现。
我国立法技术粗糙，与法治发展水平、立法体制、立法人员水平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除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之外，在其他各门各类立法中几乎都有明显的印记。当然，意识的转变同诸多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所以外界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提供尽可能适宜的教育环境促成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受教育权的认识实现合理、合法的转变。
[24]例如前文提到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共8章49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这在全国范围内却是比较少见的。最后，除了引进来之外，我们还应关注走出去，即将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过程中的经验与心得有意识地向域外传递，在各种制度模式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完善与飞跃。
同时，这样的学生难以理智区分佛寺的和尚角色与学校的学生角色，容易将优越感带入学校，或完全以和尚的角色替代学生角色，导致其接受学校教育的观念和意识较弱，行为也与学校学习的要求格格不入。然而我国在实践中偏偏又存在政法不分的现象，即何种事项采用法律手段规制，何种事项又选择政策手段调整，几乎们有固定的规范性标准可言。[⑩]从全国性的教育立法而言，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律师法》等等。法律化的内涵较为单纯，仅指有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制度都应该以法律作为唯一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绝对的观点。
当然，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国际化的趋势下，有些问题也使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其一，全国的框架性体系初步建立。
从制定时间上来看，除了《义务教育法》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而提早出台外，其他的部类教育法均在《教育法》颁布之后陆续出台。2004年1月5日，市人事局在媒体上刊登2004年报考国家公务员录用简章，只针对普通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
[34] 4、其他因素分析 除了上述主要的因素之外，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也是导致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21]根据一般理论和实践，从已列举权到非真正未列举权再到半真正未列举权最后到真正未列举权，其被保护的力度和效果是依次递减的，也就是说，倘若目前身为非真正未列举权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能够上升为已列举权的话，无疑对于该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搞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加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从成文宪法国家的情况来看，宪法权利的政治保障措施主要是政治宣示。1、国家法制作为的不足 首先，立法上的欠缺。这就产生了对于某项具体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问题而言，究竟是选择行政法规还是行政政策作为具体手段的问题。
最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并不排斥政策手段的合理运用。因此，相对于定义而言，受教育权的内涵更加具有实践价值，因为这决定了受教育权保护制度所作用的客体的范围。
因此，有必要分别予以分析。从全国性的程序保障立法而言，《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也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当然，该论文的观点仍不失于一次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制化问题的有益探索。因为政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补充性等诸多法律手段无法具备的有点，对于法律手段失灵的特定问题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